留學生活水噹噹

父親的禮物 --譯自UA航空月刊2001.1月號



註:站長在搭機時無意見翻閱到這篇文章，讀過之後深受感動，因此將之轉譯與大家分享。



「在30排的英國夫妻想要喝點茶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去。」

在747航機的前艙廚房，珍妮輕輕的走向黛娜告訴她乘客的需求。 乘客已經吃過午餐，聖誕夜前夕下午，在這部由布魯塞爾飛往紐約的飛機上，大部份的乘客都在打旽，看書或是看電影。



這班飛機的空服員自兩年前加入空服訓練後，就成了好友，目前在紐約西區共同分租一間公寓，不過有時候她們好幾個星期都見不到彼此的面，因為通常是由老鳥來排班，所以她們這些新人知道自己得在假日上班。



珍妮將茶遞給那對英國夫妻。由走道走回時，她注意到22排有一位獨坐的老先生，向窗外注視，似乎沉浸在思緒中。

珍妮繼續往回走，然後在進入廚房前又往回看了一眼。



「黛娜，」珍妮低沉的說：「妳有沒有注意到22-A的先生？ 」



黛娜後仰著身子，向廚房外看去，一邊數著座位。「白髮，白鬍子，穿著很體面的人？他怎麼了？」



「他不太可能為了工作而搭機吧，他太老了。」珍妮說。「而且他看起來也不像是要渡假。一定有其它的原因，從他臉上應該可以看出來。」



「既然妳好奇，那為什麼不過去問問他為什麼要坐飛機呢？」



珍妮拉出一個小盤子，再拿起咖啡壺。「我去問問他要不要再喝點咖啡。」



「妳真是老樣子。」黛娜說。「等會兒見囉。」



在走到22排的途中，珍妮替三位乘客加了咖啡。而第22排座位上的杯子是空的。



「先生，您要再喝點咖啡嗎？」



他仍然注視著窗外，有點捨不得由思緒中抽身，然後他才轉向她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

「您還要喝杯咖啡嗎？」



「好。」他答：「謝謝。」



他說話帶有一些口音，聽起來像另一種語言。珍妮遞過小盤子，他將杯子放在盤上。「您去布魯塞爾探親嗎？」



「不。」他說：「我在比利時海岸有塊地，在那裡有棵老樹，從那邊可以看到海，我每年這個時候都會去那裡看看。」



「您是去和家人共渡聖誕節囉？」



「對，今晚會五代同堂。」



他的口音聽起來像是俄國人，她想。不過聽起來很溫和，她注意到他在發字母t的音時，會出現一點d的音。



她將杯子注滿。「我想孩子們都等不及明天快點到來吧！」



「他們很興奮。」他說：「不過他們在聖誕夜吃完晚餐後就會拆禮物了。」他把咖啡從盤子拿走：「這是波蘭人的傳統。」



「您是波蘭人囉？」



「對，我來自尼克威斯，在波蘭東部。嗯，當我出生時，那塊地方是屬於蘇俄的。當我離開時，那裡才又歸波蘭所有。」



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

「1920年。」珍妮推算他的年紀大概是80歲左右。



「那時候您大概還是個小嬰兒。」



「哦不，」他說：「那時我14歲。」

珍妮心裡推算了一會兒，臉上藏不住心裡的驚訝。



「對，」他點頭說：「我現在94了。」



「那您…」她看了一眼他身旁的空座位。



「一個人旅行？」他說：「沒錯，我的身體走不快，不過我的腦子可還快得很。」



「當時您從波蘭到美國嗎？」



「對，我們一起。」



「我們？」



「我父親和我。」



「那你們花了多久時間？」



「三個半月。」



「我不知道渡海要花這麼久的時間。」



「其實坐船只要二個星期，不過我們花了三個月步行橫跨歐洲。」



「你們…」珍妮結巴的說：「用走的橫跨歐洲？」



「我們錢不夠坐火車，那時候沒有別的辦法。當時有船可以橫跨英倫海峽，另一艘則從利物浦到紐約市。」



「到艾利斯島？」她問。



「對，經過自由女神像。」



三排座位前的一位乘客此時向她舉起空杯子。



「對不起。」珍妮朝向那位乘客走去：「我等一下可以再回來和您聊聊嗎？」



「好啊。」他笑著說。「沒問題。」



珍妮將他的杯子倒滿，然後將咖啡壺放回廚房。黛娜看著她。「他沒有跟妳講古嗎？」



珍妮說：「幫我掩護一下可以嗎？」 黛娜咧嘴笑著：「好啊。」



珍妮走回22排然後坐下。那位老人看了看一個像錶的東西，然後把錶遞給她。錶面上沒有數字，只有四個字母，一個細細的金屬指針搖擺地指著北方。此時她突然感到這是很重要的東西。



「打開來看。」他說。



底部潦著地寫著“強　葛羅德”“喬傑　葛羅德”，以及“1920”。



「我是喬傑　葛羅德。」他拿回錶，細細地看著它。



「我們當時就用這個錶，我已經保存它八十年了。」



「你們走了多遠？」



「超過一千哩，不過我不太確定。因為你不可能像飛行一樣地走直線。只要有任何可以走的路，就得去走，然後儘量保持向西的方向。走一哩至少要二千步，一千哩就走了二百萬步。」



「你們為什麼要離開波蘭？」她問。



「在尼克威斯的人也都不瞭解我們為什麼要離開。大家說『波蘭最後會獨立的』，『我們會拿回自己的國家』。他們是沒錯，在一百二十多年後，波蘭終於獨立了。蘇俄，德國和奧地利，在1795年侵略而且瓜分波蘭，每個國家奪取離它們最近的土地。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我們拿回自己的土地。蘇俄後來再度侵略我們，經過兩年後他們才被趕走。」



「1920年的華沙之役是轉捩點。當蘇俄開始撤退時，我們知道可以得到自由了，那時我父親回到家裡。」



「然後你們又一起離開。」珍妮說。



「我不想，我那時候只是個孩子。而且我聽到每個人都那麼說。但是我父親不這麼認為，他說：『一切還沒結束，還會再發生的。』他知道我們住在歐陸的戰區中。如果西歐國家要侵略蘇俄，一定會經過波蘭，而如果蘇俄要反擊，也會經過波蘭。你不能讓你的家庭住在戰區裡。」



「波蘭大部份是平地，很容易行走。我們不像瑞士，有山脈的屏障。我記得父親說：『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，偉大的民族，只是生錯了地方。』」



「在一次大戰中，波蘭人被徵召入伍，我父親也被強迫到軍隊與蘇俄人開戰。他很羞愧的說，他們是一隻沒有組織沒有配備的隊伍。他們連槍和火藥都不夠。在戰爭中，當他們要廣播行軍的方向時，甚至沒有使用代碼來傳遞訊息。」



「不久後我父親的戰區就被德軍包圍了，他們將俄軍趕走，然後把俘來的波蘭兵送到西區的前線。」



「三年來，我父親就替德國人不斷地打仗，挖壕溝，至到1918年的秋天，他們撤退時，我父親認為德國人可能要像擺脫俄國人一樣的擺脫波蘭人，所以在一個夜晚，他爬行了三百碼通過一塊在兩個壕溝間的無人區域，然後向美國人投降。」



「在休戰後，其它人回家時都帶著他們從死人身上拿走的東西。而我父親卻帶著更有價值的東西回家──一張有一位美國士兵名字與地址的紙。」



「當時要到美國，如果沒有錢，一定要有人願意贊助你，擔保你不需要政府救濟才行。我父親和那位美國士兵──湯姆史佛，互相寫過幾封信，討論以後要在紐約一起開連鎖麵包店的事。後來波蘭又和蘇俄開戰，而我父親再度離開去打仗。」



「後來他在1920年夏天回來，我母親因為流行性感冒去世，而家裡有一封由美國寄來的信。史佛寫封信給我父親，因為到美國的大門快要關閉了。移民配額在1921年就要額滿了，他要我父親快點走。我父親找到了船航行的班次，選定了旅行的時間，然後寫了最後一封信給史佛。在五天內，我們變賣一切所有的東西，然後步行離開尼史克威。」



「我父親身體並不好，六年的戰爭生涯，誰的身體受得了？他身材和我差不多，不是大個子，而且他的肺被化學氣體灼傷過。有一天，德軍利用化學氣體噴射壕溝，風向改變了，結果氣體被吹回來，而波蘭軍沒有面罩可以戴。」



「當你父親回到家時，對你來說一定像個陌生人。」珍妮說。



「的確是。當他被蘇俄人帶走時，我只有八歲。當他回來時，我十四歲。而為了他，為了那個陌生的美國人，我要離開我所熟知的一切。我不想離開，但是我沒有辦法。他是我父親，我只能照他的話做。」



「在步行的第一天，我一直希望他能改變心意回家。我看著他，但是他從不回頭看，一次也沒有。在那一天的最後，我從來沒有離開家鄉這麼遠過。」



「我們幾乎什麼都沒有帶──我們賣了所有的東西才湊到足夠的船票錢。除了幾天的糧食外，我們只有兩張毯子，兩份不正確的地圖，指南針和日曆。每天晚上，我們要找地方睡，通常是在原野的一角或是樹下。我父親拿出日曆，畫掉一天。然後他會翻到最後一頁，看著12月24日那一天──我們到達美國的日子。」



「在第一個星期，我們之間的情況很怪。我父親幾乎不說話，他也不是不友善，只是感覺很遙遠。他不習慣有一個兒子，而我也不習慣有一個父親。他開始問些問題，想要知道我是誰。我想我讓他很驚訝，因為我讀了不少書。」



葛羅克看著珍妮：「妳大概不太清楚有關波蘭的事，對吧？」她看著他。「嗯，我們不像蘇俄。我們不是一個充滿文盲農奴的國家。當羅馬天主教教士來到北方時，他們教我們念書，也教我們宗教的觀念。」



「我走在父親身後，我記得那天他要我走到他身旁，他告訴我他和我母親如何相遇，當時她是鄰村的一個美麗女孩，當她嫁給一個麵包師傅時有多麼令人訝異。他告訴我祖父的事，他也是個麵包師傅，他在做麵包時非得同時長篇大論的訓話不可。他總是向我父親說有關上帝，家庭，榮譽和國家的事情。我父親記得所有的內容，他說他不介意聽這些訓話，因為我祖父相信每一個字。當我父親長大後，他才漸漸體會到這些話的意思。」



「我們向西北方的華沙走去，我根本不相信真的有種地方存在──高高的樓房，好多好多的人群！我們沿著維士多拉河走出華沙，跨過波蘭。我們經過了戰區，森林，數不清的墳墓。我記得有位農夫抱怨，每當他在田裡工作，總是犁到骨頭。」



「在十月中旬我們到了德國，那時候非常冷。我們經過柏林南方，雷浦濟，卡沙和柯爾，我父親越來越不能步行了。他不斷地咳嗽，但是我們還是繼續走。他在地圖上指出當時他在那裡打仗，在那裡避寒。他告訴我在壕溝的幾年裡，到處都是泥土和有剌的線，他必須把衣服捲起來放在頭下才能睡，因為有很多老鼠。」



「西線由北海移到艾浦斯──475哩──他們要挖數千哩長的壕溝，而且軍隊要不斷的前進後退。我們越向西行，越能看到壕溝，裡面還堆滿了沙包。我父親說前線的壕溝一定要有七呎深，這樣士兵站在壕溝裡不會被狙擊兵射中。」



「他告訴我，有一次他和其它三個士兵在聊天，當他走開時，他身後那群人突然被炸開。而要給那些士兵的聖誕禮物也就被其它活著的士兵拿走了。」



「在悲慘之中還是有希望的。在12月24日，在西線和東線的戰區，某一區會開始唱起聖誕歌，另外一區也會加入。最後，大家會暫時休戰，佈滿泥土的士兵會爬出壕溝，走到沒人的區域，開始唱歌喝酒，交換紀念品。那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敵人也是人，他們只是一些疲累想回家的士兵而已。有時候軍官要花上八九天的時間才能讓部隊重新開戰。」



「我漸漸地瞭解我父親是什麼樣的人，他做了什麼事。這個來自尼史威克，安靜的麵包師傅，不到37歲，已經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，為不同的軍隊打仗，他殺人也差點被殺。現在，他每天由日出走到日落，就是希望我不要重覆他的生命。」



「他告訴我他所知道的美國，『如果你有一塊土地，沒有人可以從你手上搶走它。』他說：『如果你有好的主意，你可以靠它致富。』」



「他談到美國的節日，說著聖誕節會是什麼樣子，有著禮物和晚餐，只要有誰想吃東西，桌上一定有足夠的食物──那時候我們正需要食物。」



「你們怎麼由那段旅行中活下來的？你們怎麼得到食物？」珍妮問。



「河裡有魚，而在城鎮裡，我們就跟著麵包香到店裡，他們會給我們昨天剩下的麵包。或著我們幫他們工作半天，換點麵包吃。一開始我父親介紹我時，說我是“喬傑”，後來則說“我的兒子”，我喜歡聽他那麼說。」



「我的身體漸漸習慣走路──14歲的人可以習慣於任何事。但是我父親的呼吸很困難。他走得越來越慢，越來越需要休息，但是他從來不抱怨，也不停止。他不斷地咳嗽，後來由我拿著指南針，地圖和毛毯，他跟著我走。」



「從柯爾，我們走到比利時，只剩下八十哩就到海岸了，但是他現在一天只能走幾哩而已。十二月八日那一天，我們看到了海，我記得父親笑了出來──好像他又能呼吸了。我們還在鄉村中，他坐下，靠著一棵樹，看著海微笑著。」



「我們做到了，」他說：「我們做到了。」



「現在開始，只要坐到船上就好了，船會帶著我們旅行。」我告訴他：「不用再走路了。」



「對，」他同意：「不用再走路了。」



「我們那個晚上就在那裡睡，但隔天早上他無法起來。他咳得很嚴重，他的呼吸聲聽起來很可怕，我想我知道時候到了。我們坐在樹下，他的呼吸越來越糟，他的臉由於缺氧，幾乎是藍色的。那個晚上，他要我答應他一件事。」



「什麼事我都答應。」我說。



「我要你答應我你不會回去。」我答應了他。



「幾個小時候，他去世了。」喬傑停下來，看著窗外。他清了清喉嚨，幾秒鐘後，珍妮將手放在他的右臂。他點點頭繼續說：「我親手將他埋在那裡，隔天我保持了我的承諾。我搭上到利物浦的船。」



「三天後，我坐上了到紐約的蒸氣船，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進入美國。史佛雖然會在12月24日那天在艾利斯島等我們，但是他不可能去找一個14歲獨自旅行的小孩。他要找的是他的朋友──強　葛羅德，以及他的兒子。史佛不可能知道我是誰。而如果你找不到贊助人，就會被原船送回歐洲。我想知道從艾利斯島到市區有多遠，因為我會游泳。我發現自己的想法和以前不同了，我雖然還是14歲，但我不再是個孩子；如果你步行橫跨歐洲，又親手埋葬父親，你不可能再是個孩子的。」



「數千人站在船邊，說著不同的語言，很多我連聽都沒聽過。天氣很好，但是我心裡很沉重。我一直想著我父親應該站在這裡，因為這是他的夢想，他應該有重新開始的機會，開始新的人生。」



「船比預定到達的日期早一天到，在12月23日到達。乘客都站在碼頭上，但是沒有人歡笑或是高叫。大家都很安靜，因為大家都很害怕，經過這麼長遠的旅行後，還是不能進入美國。」



「我們下船後，被帶到碼頭，再到艾利斯島。食物很好吃，四個月來我還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。有一個人將女人和男人分開來做健康檢查，確認我們沒有帶任何病菌來美國。」



「我望著數千人，確定自己會被送回去。在八十年前的聖誕夜，我孤獨地坐在長廊的椅子上，此時有一個翻譯和另一個人走向我。這名翻譯知道我是波蘭人，他對我說：



「你是喬傑　葛羅德嗎？」



「對。」我說。



那名翻譯點點頭走回。另一個人走過來，將手放在我身上。

「我是湯姆史佛。」他說。



我目瞪口呆的站在那裡，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。「你怎麼找到我的？」我用波蘭話問。他翻譯了我的問題，史佛的臉看起來像在找合適的字眼來回答我。然後他向翻譯說了一句話，翻譯轉向我，說：



「在你父親九月寫的最後一封信中，他說你會一個人到。」